2005年，王舸离开北歌，开始在编创领域探索。名不见经传，给谁编舞呢？彼时，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设舞蹈系不久，在好友的帮助下，他成了舞蹈系的外聘编导。两年后，他以抗战时期中国妈妈收养日本孤儿，后又让其返回家乡的故事为原型，为该校学生编创群舞《中国妈妈》，摘得第七届全国舞蹈大赛创作银奖和表演金奖。同一年，也是在这次大赛上，他为家乡四川自贡久大艺术团编创的空巢老人题材作品《父亲》摘得创作和表演两项金奖。王舸的名字一炮而红。
查阅学术资料，会发现有多篇论文是讨论王舸这些群舞小作品的。王舸能一下子抓住观众、抓住业内前辈的眼睛，靠的是一种从生活、从日常肢体动作中提炼出来的舞蹈语汇。“比如《父亲》里夹筷子的动作，有快的、慢的、停顿的……在不同的节奏里，衔接以修饰性动作，让它舞蹈化起来。”王舸一边说，一边演示在几次夹筷子之后来一个大转身，变换体位的同时变换了节奏。这些人们非常熟悉的日常动作，不仅幻化出艺术的美感，也自带了讲故事的本领，把身为茶馆老板的父亲迎来送往忙碌背后的孤独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“我的作品都是叙事性很强的。”王舸说，人们常说“舞蹈拙于叙事”，可是自己摸索出的编创手法已补上了这块短板。
一个又一个现实题材小作品之后，王舸的编创手法渐渐自成体系，开始迈入大型舞剧领域。
2008年起，《骑楼晚风》《徽班》《红高粱》……算上刚刚在国家大剧院结束首轮演出的《天路》，王舸已经创作了7部舞剧。除了《红高粱》，这些舞剧都有个共同特点：全新的故事，却能让哪怕是第一次走进剧场的观众也看得懂。
这大概与王舸善于形象思维的天性有关。“我是那种看书头疼的人。”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回忆起在北京舞蹈学院的经历，“上学时就觉得跳舞是我的事儿，看书是同学们的事儿。”几个学期下来，好几门课程红灯高挂，靠补考才通了关。直到现在，每次大型创作前，他还是习惯于用形象思维去考虑一个故事能否讲得下去，而不是首先考虑故事本身的文学逻辑。这样的思维惯性，反而让观众全凭肢体动作就能读懂他要表达的东西。
“成名”这么久，王舸还是单打独斗的自由编导，不挂靠公司，自己也没有工作室。正如他右手指关节上的纹饰“自由生活”，他害怕束缚和艺术之外的压力，“一有压力，我就变成‘王老急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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