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，我们很强调社会正向价值观的树立，很多时候影响价值观的并不只是文化产品，公共政策同样能具有重大的影响权重。不妨试想，这些“幼升小”的孩子，在接受小学教育之前，还得接受父母假离婚的“言传身教”。对于父母来说，即便被反复叮嘱婚姻的神圣，却又不得不挤进入学政策为婚姻状况留下的博弈空间。反过来，社会整体道德认识水平，又必然影响公共政策的人性化程度。
政策制定者必须重视政策的广泛影响，一些怪现象，恰恰是政策“引导”出来的。个体情况总是千差万别，一一都纳入考量，为政策层层加码，目的是增加政策的严密性，却总会留下缝隙，可供个体辗转腾挪。而当缝隙越逼仄，腾挪的次数越频繁，也必然加剧震荡社会的价值根基。因此，必须放弃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”思维，始终把公平作为贯穿一切政策制定的价值尺度，寻找根本的解决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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