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根溯源，审美偏好的出发点，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。欧洲建筑多以石砌，呈竖向耸立之势，以求“飞升天国”的不朽。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，基本是横平舒展，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。在中国古人心中，石头冰冷坚硬，缺乏生气，透着对自然的防范疏离，唯有在陵墓、庙塔或桥梁的建造中，不得已而采用之。至于寻常起居，则一定要置身于“生生之气”的土木之中，以求“天人合一”的居住理想。
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“地位”也不尽相同。在西方，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，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，“建筑是石头的史书”，于是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，绘画之，雕刻之，咏叹之，摹写之，以图将其打造为“高大上”的永恒纪念碑。而古老的东方就不这么看了：文章才是千古之承载，不朽之盛事。相比之下，建筑只是一门实用技术，能满足日常需要就够用。
相比于文字上的“理想主义”，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“实用主义”态度。
两千多年前，孔老夫子就曾说过：“君子不器。”重道轻器，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。在传统文化里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。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，即便建筑，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、自然生灭。儒家倡导“卑宫室”，往往把“大兴土木”等同于“劳民伤财”，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。这一倾向在北宋时登峰造极——宋太祖赵匡胤扩建皇城的计划，竟因周围居民的反对而废弃，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，为神服务的信念，支撑着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投入。中国则不然，儒家文化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老百姓受此熏染，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。连天马行空的佛教传入中国，都难免更加“接地气”。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演变为以殿堂为重，似乎暗示着，相比邈远的仙界，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中营造佛国净土；中国的重楼式佛塔，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，逐层登临更显亲近，仿佛要将人带到高处生活。
由此观之，中国传统建筑的“貌不惊人”其来有自，完全不必妄自菲薄。物质层面的简约，正是它在思想上伟大的外在表现。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，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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